老：1960年你从美院附中毕业，没有选择版画、油画，而是选择了壁画，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张光宇的门下，能具体说说你的选择吗？
    龙：当时年轻气盛，从内心深处是想籍壁画的样式，画点大画。那两年有机会见到一些苏联捷克的壁画，还有非常了不起的墨西哥壁画，觉得壁画制作的空间大，想象力可发挥的空间也大，一个大字了得！相形之下，“架上绘画”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环境，那个妄自尊大的理想主义气氛，似乎到了一个可以出现大作品的“伟大光辉”的时代。可是，1960年开学以后，就开始了挨饿的日子。全院师生都去撸杨树叶子，说是“有丰富的蛋白质”，又把操场周围的地掘开，种上菠菜、小麦，可是那年第一场寒流就把刚出的苗冻成了黑色。那种有些暗绿的黑色似乎暗喻着理想主义的尴尬。
    老：现在看来在六十年代全世界似都在追求如何幸福的生活，比如欧美追求性解放，而中国追求共产主义。你那时正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六十年代对于你，非常重要吧？
    龙：重要。那些年清苦的学习，奠定了以后做许多事的基础。也可以说，过去的每一个十年都很重要，我已六十多岁，已进入人生第七个十年，很有趣的是我还在学习，没有觉得自己老了，还经常练毛笔字，还不断画速写，像小学生一样记日记，记日常流水，记闲言碎语，记做过的梦。
    老：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是很实用的健身之道。只是文化上翻来覆去的运动用了这么多人的青春，只得出一个让人觉得可笑的结论。你有过遗憾吗？不是有人想“减去十年”，填补心理的不平衡。
    龙：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我不想。我1939年出生，第一个十年是在中国最大规模战乱中度过，最早的记忆中有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警报声；从南京码头被遣送回国的垂头丧气的战败的日军，上海的灯红酒绿以及后来经过山东时所见的战争留下的颓垣断壁，第二个十年是为许多人留恋的五十年代；第三个十年是爱情、迷茫、政治膜拜，惶恐的年代；1969年以后的第四个十年是从一名在食品厂车间中做了五年饼干的工人到出版社当编辑，那是你永远是别无选择的十年；第五个十年中带着在四十年中深深刻入灵魂的余悸，在改革大潮中落到出版社的“绿洲”，再也没有画大画的勇气，每天做的是三十二开的书籍美术，一切都在为作家做，为别人做，没有你自己。到了九十年代，试着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停的左顾右盼，看着许多“新人类”、“新生代”们的“现代艺术”的横冲直闯；看着20世纪那些“权威”、“大匠”的失落和衰退，人们在玩着“全球化”，艺术的界限模糊了，漫无边际了。
    老：是啊，追求的对象多了，反而让走惯单行线的跋涉者眼花了。你多年从事西方文学的插画和封面设计，对西方的了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更猛烈的冲击使你有过失落感吗？
    龙：有过一次失落。那是1990年，我第二次到美国以后，住在芝加哥，大约一年，去了波士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还跑到圣地亚哥呆了一阵，称得上是一次比较长时间的“旁观者”。同时也想找个什么机会也在“西方”占个一席之地，或者当个衣锦荣归的“海归派”。但是，一场大火烧掉了画廊，也烧掉了我大部分为中国神话传说创作的画，处境十分的困难，似乎找不到再呆下去的理由，这时，一个美籍韩国人的印刷商，让我画几幅印象派式的老摩登的外光海滩风情画，画了两幅，他很满意，准备和我签一个五年合同，每月画五幅海滩、花园、别墅、马车……油画风景。我忽然明白自己处在一个抉择的关口，那就是你将不再是自己，签了合同你又将别无选择，你将成为画商低劣艺术趣味的制作工具，你也许将会很有钱，将会取得绿卡，甚至变成一个美国人！如果这样安身立命，一开始你就失落了，考虑了几天，决定放弃。在离开美国前那些天，我非常想家，想父亲，想朋友，甚至想那些我恨的人。
    老：你回来时，不少人感到意外。美协甚至把你归到“海外华人画家”一类了。
    龙：在生活和创作中，我喜欢自然一些，安静一些。在出版社是很安静的，你可以读书，可以幻想，可以从容的做事。特别是读书，有你永远读不完的书，有太多的好书。一边读书，一边可以审视自己，回顾那逝去的虚妄的理想主义，狂放的英雄主义以及许多杂七杂八的这个那个，都在读书时悄然而去。
    老：96年以来你创作了不少东西。
    龙：画《孤独------我忧伤着你的忧伤》就是1996年。断断续续地画了大概一年。当时在农村里有了一个可以安静画画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很清贫的地方，周围都是贫苦的农民，被遗忘的人群，没有电话，电力也不足，我并不在乎，那间四十平方米的画室冬天很冷，不保温，停电长达36小时的时候室内只有摄氏四度，戴上帽子，穿上棉大衣所谓“境极雅而实难堪”。只有几个朋友知道我在干什么。那时我被“环境”的主题困扰着，大到自然环境（公路边的大树被几千棵几千棵地砍掉），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小到社区、街道环境以及我很久未注意过的一个自然村的环境，竟存在着十分庞杂纷繁的问题。看上去平静的生活，只是表面，它的下面涌动着太多的麻烦。
    老：就像《孤独》那画中的黑色河流？
    龙：河里流着黑色浆液，河流肯定是死去了，而且它的周围也都是荒漠，空中是如同泥浆的乌云和酸雨，智慧的猫头鹰狡黠地指指点点，马已疲惫而愤怒，猎人已神志不清，举着一张弓在喃喃自语，几只小动物似乎在躲避比猎人更危险的什么，时间和空间已倒错，似乎了无生机，一切都在死去。这张画使我十分痛苦，焦灼的痛苦，无奈的痛苦。中国美术馆决定收藏时，我流泪了，那天夜深人静时我竟失声痛哭起来。
    老：我很喜欢你那幅《洞里乾坤------大圣和他的哥们》，我觉得是很好的寓意动物画。有人说它像年画。
    龙：用了年画的格局，但它不是一幅年画，一点没有吉祥欢乐开心的意思。这幅画画了三十三天，中间有十天因胃出血住院，实际上画了二十三天。当时的心情只有愤怒和气恼。在齐天大圣的旗帜上有一个“后”字，多么时尚的“后”什么什么，给他也来一个！他（们）已经自恋到大师级、巨匠级、天皇巨星级，还不过瘾，好，那就“后齐天大圣”罢。
    老：好像是一场堂会。
    龙：《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有个“七兄弟”的团伙，他曾与周围的山大王如鹏魔王、狮魔王、蛟魔王、牛魔王、狨魔王等等结拜把子，除了在自己的山中作威作福，还勾结在一起霸天霸地，你可别惹他们，在他们身后还有许多地区刀枪武装的小兄弟们。
    老：小黑社会。有旗帜，也就是有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那个跳艳舞的舞者代表着一种流行的品味，现在古典小提琴协奏曲也可以做色情演出，已无禁忌。
    龙：在洞口我画了一个不阴不阳不男不女晃晃悠悠犹豫不决带着勾魂簿子的判官，也可能是个冒牌的收所得税的什么“官”。
    老：有时是整体的可笑，是悲剧还是喜剧？
    龙：悲剧本身的荒谬性被发现时悲剧已丧失了。人们失去了精神的停泊地，还有什么悲剧性？
    假、丑、恶已成为生活方式的特色，成了习惯，标准、机制、目标、其实剥夺者与被剥夺者都被剥夺了，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患强迫症的人大增，就是证据。
    老：你的这批作品好看但不轻松。你不是也主张作品要赏心悦目吗？
    龙：回顾此生，真实的情况是从来就没有轻松过，我们都知道，绘画是为公众提供不同于文字、不同于音乐、不同于语言的视觉状态。把正常人能感觉到的形象用绘画语言表现出来，在“好看”中升华，在“好看”中潜移默化人的理想，人的尊严，人的情感，这正是绘画的最大的魅力。绘画可以赏心悦目，也可以伤心刺目，也可以痛心醒目，总之，画者自己要有感于心灵，是悦目，刺目还是醒目，那就看你在表现中的选择了。
    老：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世纪以来，叙事性的绘画越来越少，有消失的可能。
    龙：绘画早已不再是主要的教化工具，它的功能已逐渐让出大部分给了摄影、电影、电视甚至多媒体，但绘画的由于它的古老、典雅，只要做得好，是不会被其它视觉艺术手段取代的。叙事性绘画，是不是指的那种有故事的画？在画中讲故事，古今中外有太多的经典作品存在，问题在今天是讲什么故事，给谁讲故事，为什么要跟他们讲故事？
    我很喜欢欧美的文化艺术，他们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不可低估，当你直面它时你会发现几乎所有重大的艺术现象都从英国发生，而发展在美国，在法国。从莎士比亚到现代音乐剧，在世界的影响太大了，你很难走出它们的影子。相比之下，中国的绘画缺少一个象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精工制作的时期，而且我们太快地接受又太快地改变，还没有生根又换种子了。
    老：我们不是也有人搞音乐剧吗？很热闹了一番。
    龙：只是表面的技术上的模仿，乍看会令人惊奇，但不能再看，制作者也一头雾水，不知在哪儿出了问题。其实一个共同的毛病出在剧本的思想没有足够的深度，而且太崇拜技术。
    老：思想的深度不够，在绘画中也存在。故事性、文学性已被许多人摒弃，就更谈不上思想和智慧的观照了。
    龙：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政治干预有一种可以理解的逆反心理，人生经历太多痛苦苍凉，转向轻柔静谧，转向内心的怡和淡泊是自然的。但这不应是唯一的。
    老：壁画的前景可以乐观吗？它的公共性不是很有潜力吗？
    龙： 是不是壁画或是其它什么画种，这并不重要。何况今天的壁画早已多样化了，许多作品与文学性无缘，与思想无缘，仅仅是墙面装饰品，甚至只是装修工程的一部分，常常还要听命于口味低下的老板的指令，使原本很严肃的公共艺术成了浅薄的游戏。
    老：现在创作什么倒是挺自由的。
    龙：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些年个人主义得到很宽松的社会环境，很膨胀，很随便，但个人主义不应是随便主义，它强调个人的理性与尊严的前提还有尊重他人。特别是从事公共艺术，是要面对大众的，为大众而艺术，那么你对大众的尊重是否是够呢？
    老：理解万岁。至少每个人都想幸福地生活。如果甜蜜的生活再与崇高的理想结合起来，也许就要艰辛地去幸福了。谢谢你接受采访。我还会找些问题来同你聊。